当然，徐缙也不得不顺从皇帝心意，开始议正事，所以就主动说道：“陛下，臣也附议，眼下还是先议正事为重，臣以为关税增幅下降，非是走私贸易猖獗之过，而是朝廷税赋重，商人盈利空间减少，而出海积极性不高之故！”
虽然徐缙等商人阶级代表官员没兴趣讨论关税与走私的事，但皇帝要议这事，他们也只能提出自己的观点，所以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税太高了，重点是商税太高了！
又是减商税！
朱厚照发现以徐缙为首的许多文官除了攻讦朝臣搞内部政治斗争外，一谈及朝廷正事，都万变不离其宗的要减免商税。
东西部百姓贫富差距过大，要减免商税！
西班牙屡扰大明百姓，要减免商税！
土司与汉地百姓矛盾加剧，要减免商税！
如今关税增幅下降依旧是因为商税增加，要减免商税！
朱厚照不得不承认徐缙这些文官此时还没有什么明确而详细的主张，最一致的主张就是减税，没有建立一个团体的意识，也没有想彻底掌控统治权的目的，更没有明确的目标。
这与自己的忠君社不同，忠君社除了没有要造反的目标外，该有的都有。
话转回来，朱厚照知道出身商人阶层的文官们是很想朝廷减税的。
可是，朱厚照清楚这税是不能减的。
因为大明已经免除了天下徭役，还把农赋减低了许多，甚至关外考虑到小冰河气候对北方农业的影响，不但没征收农赋还倒给一些农户补贴。
所以，大明要想维持中央朝廷财政充裕的局面，继续加大对基础建设的投资，和强大军队的维系，以及科研的投入，只能依仗商业贸易上的征税收入。
而且事实上，大明的商税也不算重，只是比以前三十税一的比例加了一些而已。
但对于帝国这些由地主转型为资本家的士绅们而言，习惯了较低农赋甚至还可以随意避开税赋的他们还是不习惯每年缴纳大量税赋给朝廷。
可每年这些士绅缴纳得多，但他们赚的也不少。
所以，要说这些士绅不自私，那肯定都是假的。
但偏偏他们在朝堂上每每都在扮演着大公无私、正义清正的形象，还有一大帮也出身优渥的官僚世家子弟争相附和。
所以，朱厚照有时候不得不承认，有时候越是得朝廷之利的阶层越是不愿意为朝廷付出，这就叫做得了便宜还卖乖。
话转回来，这时候，徐缙的话一落，审计署的尚书丛兰便站了出来：“陛下，臣认为关税增幅下降，不是税重所导致的，因为大明实行的商税并不重，审计署有明确的统计数据，出海的商行，即便经营最差的，也能盈利四五倍，所缴纳税赋根本不至于使其不愿出海经商；
故臣认为，关税增幅下降，还是走私猖獗导致，这也证实了锦衣卫所奏，近来海上海盗滋生，倭寇大增的现象！”
张隗也站了出来：“陛下，臣认为从公所言有失偏颇，即便是走私猖獗导致，那也是朝廷商税过高导致，以至于逼商民为盗。”
“关税收入关系大明国库之收入，而如今商税本不算高，若如再减，只会使得国库钱粮不济，钱粮失衡，而商民避税走私为盗，其根因非为税重，实为自私之故，或仗着有地方势力支持，置王法于不顾，故儿臣认为应当严打！以正国法！以保障国库之收入！”
户部尚书朱载垒也站了出来，对于如今这走私猖獗之事，他也从民间得知许多，知道有很多沿海官绅再给某些走私海盗充当保护伞。
而如今，朝堂上一些文官却依旧执意要把走私越来越猖獗的现象掩盖下去，这让他也有些看不下去，忙也接过话来。
“父皇！皇兄所言，儿臣以为不妥，治国切忌用暴政，当施仁政，商人走私为盗，不应严打，不然恐引起民变，故儿臣认为，关税增幅下降是在所难免之事，朝廷应顺势而为，与其再夺商民之利，不如开源”。
二皇子朱载涂这时候也站了出来说道，他知道自己皇兄朱载垒的政治观点肯定不会让大部分文官士绅所喜，所以，他便偏偏附和着这些大部分文官士绅的内心想法，以获得这些人的支持。
徐缙等一开始见朱载垒要求严打走私，的确也都心里很不乐意，毕竟他们这些南方士族大户，都是走私犯，真要严打，自己这些人还怎么活。
而二皇子的话则让他们很满意，不以暴政打击走私，无疑是对他们有利的。
国税局右侍郎闵献也站了出来，附和道：
“陛下，臣认为二皇子所言甚是，与其夺商民之利，禁绝走私，以致激起民变，不如让利于民，并开源，毕竟商人亦陛下之子民，而如今务工者日益多，且收入也日渐增多，但却只享受朝廷与商行提供之保险福利待遇，而缴纳少量赋税；
故，臣认为当让这些务工者也承担一定量的税赋，即个人所得税应调高，譬如征收加班税，以遏制百姓争先加工的现象，这也是为他们之身体健康考虑，不然这些百姓长久辛劳下去，恐使帝国国民身体素质下降，且亦使家庭不和谐！”
朱厚照很想笑，现在大明的工人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所以，大明要求工厂主在八小时之外，如果需要工人加班，需要给工人更高的工作待遇，而加上大明的工人获得劳动的报酬基本原则是做得多得到的多，因为大明的工人薪酬制度最开始来源于朝廷来自于朱厚照按量计酬而不是按天计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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